解放后，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生机勃勃，充满了革命朝气，呈现出崭新的风貌。但是，由于各项事业都是刚刚起步，各种规章制度尚未健全，加上一些人的旧思想旧习惯没有改造好，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一些单位和干部不同程度滋长了不良倾向，有的领导者不愿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有的干部经不起地主、不法奸商的腐蚀拉拢，走上蜕化变质、贪污犯罪的道路。尽管当时党对各种违纪和犯罪行为也进行了惩处，但由于没有开展全面、系统的斗争，贪污、浪费、腐化堕落事件仍时有发生。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强调要把“三反”运动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一样地发动群众，一样地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开展这场斗争。 1952年2月1日，柳城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大会，县委书记朱渭川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动员和部署了本县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动员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县委首先在内部进行小整风，统一思想，解决县委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的问题，带动了面上“三反”运动的正常开展。整个运动经过普遍检查、“打虎”、思想建设3个阶段，于同年7月结束。参加运动的县、区乡各级干部共207人，经过大会揭发、小会交待，先后有部分人交待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共查出贪污金额20.86亿元（旧币），惩办贪污犯12名。

历时近半年的“三反”运动，是解放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一场严肃斗争，也是党在执政情况下在内部开展的一场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自律的革命，是新中国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初战，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干部队伍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整风，其意义十分重要。通过这场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加强了各单位的内部清理，清除了党内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增强了党员、干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免疫力，它对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广大群众从“三反”中看到了共产党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党群关系更加密切。

为了保证“三反”运动健康发展和取得更大成效，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强调指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大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反”运动的《决定》、《指示》和中共广西省委《关于开展县、区“三反”工作的指示》精神，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柳城实际，针对“三反”运动反映出来的问题，组织开展了一次整党工作，重点是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按照当时的情况，老党员主要是整顿思想作风、组织纪律问题；新党员主要是弄清政治历史问题、立场问题和思想作风问题。通过对党员进行“八项标准”教育，按照党员标准，结合实际，写出个人总结，在支部会上宣读，然后支部对党员个人进行“三评查”：即评查历史、评查思想、评查作风。经评查后，对党员进行登记，最后审查鉴定。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坚决清除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贪污、蜕化分子；撤换了那些官僚主义严重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不称职领导干部的职务。同时，县委提拔了一批经过运动考验，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吸收一批经过斗争考验，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

经过整党，广大党员普遍得到了一次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学习和教育，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组织纪律明显加强，党内民主团结进一步增强，干群关系进一步改善。同时，县、区两级机关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自由主义得到进一步克服，党内民主得到进一步发扬。

在整党中，各级党组织还注意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按照党员标准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1953年底，全县建立有9个基层党委、48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30名。至1956年，党的基层组织有9个区委会、2个总支、132个支部，全县党员2157名，各条战线基本形成领导核心，全县94个小乡全部建立党支部。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