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挥戈南下，于11月发动广西战役。在解放大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柳城县境内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及其党、政、军、警、特务分子分散潜伏，赖以保存实力伺机再起。1949年12月，随着广西战役结束，他们趁驻军减少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立伊始、立足未稳之机，重新纠集，勾结地主恶霸武装势力，网罗亡命之徒，招纳惯匪，煽动、欺骗、胁迫一部分群众为匪作乱。

解放初期的匪患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桂系军阀统治广西时期推行“三自”、“三寓”（即自治、自给、自卫；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在乡村建立民团武装，依靠地主恶霸鱼肉百姓，压榨人民，构成严密的统治体系。在解放初期，这个体系尚未完全被摧毁。解放前，由于统治者对匪患的打击不力甚至纵容和勾结，致使民间匪患横行。桂系军阀在逃离大陆之前，有计划地潜伏下大批军警特务，遗留下大批散兵和武器，作为“反攻大陆”的内应。如国民党华中军政公署长官白崇禧在撤离柳州前夕，曾布置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所属的第三游击支队林秀山组织“柳北地下军”，扩充队伍，配置电台，与白保持联系。解放初期，这些社会渣滓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勾结在一起，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继续与人民为敌。

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1950年1月，广西省委，军区根据中南军区“关于1950年上半年剿匪作战给各省、各剿匪部队的指示”和省内具体情况，发出剿匪工作指示，确定：“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为全省1950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中共柳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和驻军遵照这一指示，在县成立了武装工作大队，区成立武装中队，乡村组建武装民兵。县大队、公安队、民兵支队与广大革命群众一道，先后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49军146师438团、39军115师343团、52军217师651团、49军146师436团、52军215师643团及644团等在全县开展剿匪斗争。 

柳城县清剿土匪的斗争历时一年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1月至4月底）。此时，新股匪未完全暴露，驻军的任务，主要是分兵把口，掩护政府征粮，配合发动群众，看管粮仓，维护交通治安。“古砦事件”发生后，中共柳城县委任命刘建华为古砦区人民政府区长，派县大队前往古砦配合438团一营剿匪，经过11天的战斗，大部分土匪被抓获，一部分土匪被击毙。3月，匪纵队司令吴渭滨、钱子青等20余名匪首，向人民政府缴械投降。这时部队兵力相对集中，配合县、区武装围剿暴乱之股匪。4月中旬，匪营长韦善章在六塘黄村召集几十个匪徒开会。六塘区人民政府得到情报后，即组织驻六塘的县大队1个排和区中队、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前去围剿，擒获匪徒10多人，匪营长被当场炸死。4月24日晚，太平里厢村民兵15人，抗击侵扰本村的土匪100多人。民兵坚守在一间房内顽强抵抗，土匪多次攻击均失败。次日天亮，民兵得到增援才解围，击毙土匪7人，伤2人。

这一阶段，县委、政府和剿匪部队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本地实际情况，实行以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并举的方针，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召开开明士绅会议，组织规劝改编委员会作争取瓦解工作。对死心踏地的顽匪坚决消灭。但由于主力部队刚到，对农村的情况比较生疏，对当地的历史、地理及匪情不够了解，以及新建立的区、乡人民政权不够完善和巩固，加上当时由于匪乱面广，剿匪部队分散驻剿、兵力不足，难以一一围歼，使土匪得以盘踞于一部分边远地区。同时，在剿匪斗争中，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受到右的影响，在执行政策上失之于宽，有“宽大无边”的偏向，使有的匪特（国民党回乡校级军官韦鲁夫）被解放军五擒五纵，仍毫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主要匪首未被完全消灭，中小匪首和匪徒捉了又放，他们在漏网的主要匪首网罗下，继续为匪，故匪患实际上只是由公开转入地下，并没有根除。剿匪斗争处于被动局面。

第二阶段（1950年5月至10月上旬）。自5月中旬起，县内各地股匪陆续蠢动。中国人民解放军438团等先后以强大兵力，对太平、古砦、洛崖、妙景、冲脉、六塘、马山等地的股匪进行清剿。

1950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38团l营奉命进剿盘踞太平满往的土匪。解放军于深夜2时从山咀出发，分3路开进至金洞、满往的正面和侧冀，一部分拦截寻村、上车和中村。战斗于天亮时打响，激战至下午，解放军将土匪击溃，毙匪10余人，活捉匪徒24人。解放军牺牲6人。

7月16日傍晚，匪首兰昌、王喜率匪200多人骚扰龙美鸡村一带。驻古砦的县大队获悉后，即轻装搜索前进，分路插入中团、鸡村、龙美和覃村，对土匪发起攻击。土匪亡命溃逃，覃村民兵配合县大队乘胜追击，激战4小时，毙匪11人，俘匪28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子弹500余发。

8月17日下午4时，中国人民解放军438团一营，自大埔出发，围歼盘踞寨隆妙景村的200余名土匪。县大队、六塘区中队和民兵配合解放军行动，于次日1时完成对土匪的包围，5时战斗打响。经10小时战斗，解放军将土匪建制打乱，众匪失去了战斗力。又经1夜的反复搜剿，除匪支队司令和两个大队长逃脱外，匪支队副司令以下209人全部被歼，其中毙伤25人、生俘184人，缴获步枪81支、手枪14支、子弹1975发、马2匹。解放军伤14人，牺牲3人。

这一阶段，剿匪斗争初战告捷。但一方面县内革命武装力量不足，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没有从单纯军事行为变为群众性的运动。另一方面，反霸和收缴民枪等工作不彻底，没有把土匪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封建反动势力彻底摧毁，在农村影响力并未彻底消除的恶霸地主与土匪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土匪活动的倚靠和庇护。以致土匪不但没有彻底消灭，被胁迫参匪的群众反而有增无减，土匪越剿越多，匪焰更为嚣张。与此同时，盘踞台湾省的国民党匪帮派遣特务潜回，为土匪暴乱推波助澜。5月下旬，潜回特务向天雷（何宗钊）网络各地匪首，在东泉镇山咀村成立匪“桂中军政区”，下辖匪126、128军、匪宜柳纵队等，成为周边地区土匪组织的政治核心。在他们的活动下，土匪组织小股合编成大股，番号日趋系统，行动日趋统一，从经济土匪变为政治土匪。随着春荒的日益严重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土匪活动又由地下转为公开，相继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土匪暴乱。

一时间，政府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会员被害事件频发，部分区乡政府被土匪围攻，县乡干部不能单人下乡，群众不敢靠拢政府和剿匪部队，部分乡村政权和农会受到严重破坏，少数基层民兵组织、农会在匪的巨大压力下恐慌动摇，许多群众被胁迫参匪，匪徒们袭击区乡政府和村庄，破坏交通。在其盘踞地区烧杀抢掠，抽丁拉夫，派粮派款，无恶不作，并从边远地区向城镇逼近，形势空前紧张。1950年7、8月间，县域融江以西的广大地区，除古砦、洛崖的少数村（圩）之外，一度均为土匪占据。

这一阶段是剿匪斗争最艰苦的阶段。中共柳城县委、县人民政府、驻军，带领地方革命武装、基层政权、革命组织的广大工作人员、革命群众与土匪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三阶段（1950年11月至1951年3月）。开展重点进剿，最后肃清土匪。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右倾偏向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这一阶段，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双十指示”和毛主席关于广西剿匪的指示，认真总结剿匪经验，掌握了土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大力开展剿匪立功运动和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坚决执行“集中力量，重点剿匪”、“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军政夹攻与经济封锁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在剿匪斗争中，大力纠正了执行政策上右的偏向，不断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直至基本肃清县境内的匪患。

1951年2月上旬，土匪100多人流窜到罗城县安宁乡大浪村掳掠烧杀，村农会干部就近跑到柳城冲脉求援。驻冲脉的剿匪部队即派出1个连前往解救受难村民。解放军到大浪村前，遭到土匪的阻击，两名战士阵亡。剿匪部队再增派两个连，决心将这股土匪歼灭。中午，解放军3个连的指战员和民兵拉开一个大包围圈，把土匪围困在一座山上，用六○炮和重机枪猛烈轰击、扫射，同时放火烧山，土匪被击毙、烧死、跳崖摔死30多人，被俘50多人。

3月，侦获匪首兰昌躲藏在马山大龙龙兴村附近山洞，冲脉区人民政府和剿匪部队立即发动群众搜山，将兰匪活捉，缴获卡宾枪和20响驳壳枪各1支。

1951年3月底，县境大股土匪已被消灭，全县封江、封山，搜山清剿，肃清残存散匪。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全县歼灭土匪6348人，其中击毙225人、俘虏和逮捕815人、自新5308人。在歼灭的土匪中，军级3人、师级10人、团级20人、营级49人、连级286人；缴获大炮3门，机枪27挺，冲锋枪和卡宾枪26支，各式长短枪7716支，各种子弹188283发，手榴弹712枚，炮弹97发。据不完全统计，在历时1年半的剿匪斗争中，解放军驻柳城剿匪部队、柳城县地方武装、公安机关、政府工作人员及革命群众共牺牲100余人、负伤400余人。他们用鲜血直至生命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他们的忠心赤胆，高风亮节，柳城人民永志不忘！

由于中共柳城县委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中共广西省委、省军区的剿匪方针和策略，解放军驻柳城部队、地方武装、公安机关及广大群众通力协作，团结奋战，有效肃清了柳城境内各种匪特武装，取得了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剿匪斗争的胜利，对柳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消灭了国民党败退时布置的各种武装组织，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政权，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清除了旧中国长期遗留下来的匪患，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积极性；第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保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及其它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柳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