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诞生，全县各族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无不扬眉吐气。然而，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后，潜伏下来的残余势力和土匪恶霸、地痞流氓等对革命政权极端仇恨，他们不甘心失败，乘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发起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妄图把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十分严峻。

1949年12月，古砦区人民政府成立，区长廖美奇，副区长、党支部书记田祥春（南下部队转业干部）。区政府成立后，立即组建工作队筹粮支援前线，保证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龙家盛任工作队队长。

以罗(城)柳(城)融(县)三县联防主任吴渭滨为头子的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他们利用古砦“和平解放”的外衣，指使其喽罗混进筹粮队伍，篡改共产党的政策，煽风点火，搅乱人心，企图挑拨群众和共产党的关系。吴渭滨是打家劫舍出身的惯匪头目，国民党封他为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他还自封为“黔桂边游击纵队”司令。在他的“敕封”下，中统特务、在国民党柳州警察局当过警察的欧阳威任支队司令，莫京槐任支队副司令，吴治平任前线总指挥，原古(砦)云(峰)龙(美)三乡联防主任钱子青等为“高参”。他们多次开会，密谋策划，并恐吓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谁跟共产党走就杀他全家。”他们破坏筹粮支援前线，威逼一些地方的农会民兵缴枪，甚至疯狂地派人威吓廖美奇的家属：“叫美奇交枪，如不缴枪就打区政府。”廖美奇家属深明大义，断然拒绝，并将情况作了汇报。但是，区领导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没有提高警惕加强防卫。

195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一)，吴渭滨纠集400多名匪徒攻打古砦区人民政府。区长廖美奇率领区中队和区干部英勇抗击，固守待援。国民党残余匪帮欲攻不得，欲罢不能，便挑拨我南北关系，胡说只要把“北方佬”交出来就没有事了。廖美奇当即顶了回去，说：“要交的只有子弹头，我们革命同志不分南北，都是一家人，有我们在，你们休想动北方同志一根毫毛。”由于古砦地处偏辟，离县城凤山镇较远，土匪叛乱后，交通、通信已被全部掐断，区政府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夕阳西下。

穷凶极恶的土匪见攻打不下就驱使叛徒邓立民和龙斌行从外面扛草烧门，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越烧越大，从前门烧及前楼，前楼有一块门板已着火并开始倾斜，区政府院子里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敌人面前。原先计划天黑才突围已非常困难，廖美奇决定从后门突围，指挥大家撇开街道，穿过菜园，冲出郊外。出到郊外的队伍，由于失去火力的掩护，遂分成两路突围，龙家盛领着左翼往夹人山方向突围，到了古廨村附近时不幸被埋伏的土匪击中，壮烈牺牲。廖美奇领着右翼往李村方向突围，廖美奇当时腿上长疮，刚痊愈不久，突围后与队伍失散，误投石厄村土匪邓明富“老庚”家，“老庚爹”邓文志便与帮凶邓明德等人一起围捕廖美奇，并将其杀害。这次突围共有14位同志壮烈牺牲，他们是：区长廖美奇，副区长、党支部书记田祥春，工作队长龙家盛，妇工队长吴春燕，区中队长仉殿军，区中队副队长廖志山，财粮助理郑樵，妇工队员覃菊芳，工作队员廖世佳、韦善仁、梁小弟、莫荣生、卢正、廖五福。这就是震惊当时的“古砦事件”。

县委接报后，县委书记朱渭川指派武装力量增援，赶到时惨案已经发生。朱渭川又报告柳州地委，请来解放军438团一营对这次叛乱的土匪进行围剿。同时，县委还把原在古砦地区打过游击的柳北总队第五大队队长刘建华调到古砦任区长，组建新班子，发动群众支援部队剿匪。由于正确贯彻党的军事进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仅用11天即将这股土匪悉数歼灭。罪大恶极的匪首，全都受到应有的惩罚。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柳城匪患相当严重，全县有番号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近10股，计约6000多人枪。自“古砦事件”后，柳城县的匪患更为猖獗，各区、乡股匪相继发难。

1950年3月初，匪首邬华先（贯匪出身的恶霸地主）、陈德华纠集土匪40余人在上里滩头截击解放军护航船队。4月初，廖武股匪在东泉圩附近抢劫、奸淫、烧杀，中国人民解放军343团2营4连一个排遭到伏击。4月24日，匪首覃凤翔纠集匪徒约300人围攻太平区里厢村。5月17日，原国民党柳州警察局局长林茂权，自称“柳宜纵队”司令，纠合反动武装在马山搞暴乱，波及六塘、冲脉。土匪抢劫公粮、杀害农会干部，柳城河西一带几乎成了他们的天下。7月16日，匪首林茂权、龙庆义、兰昌纠集土匪400多人，骚扰龙美鸡村一带。7月27日，匪首龙庆义、严崇礼纠集600多名土匪，包围撤驻洛崖街的六塘区政府工作人员、民兵等50多人，企图重演“古砦事件”。

这些股匪中，有国民党溃退时潜留的正规武装特务；有流氓、地痞、散兵游勇和惯匪；有地主、恶霸武装等。他们互相勾结攻打区、乡政府，洗劫农会，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农会干部、民兵，袭击解放军小分队，抢劫财物，烧毁民房，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严重威胁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